解放战争初期，东北地区成为国共双方军事较量的关键战场。从客观军事实力来看，由林彪元帅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（即后来的第四野战军）在战争初期确实难以与国民党杜聿明集团正面对抗。1946年初的沙岭战斗中，东北民主联军六个团的兵力竟不敌国民党军一个团，伤亡比例高达1:3，这一惨痛战例充分暴露了当时的实力差距。面对严峻形势，我军不得不采取战略撤退，先后放弃四平、长春等重要城市，将主力部队转移至松花江以北地区休整，这些军事决策真实反映了当时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。
1946年4月时，双方在东北的兵力规模都维持在30万左右，但为何林彪部屡屡受挫于杜聿明部队？究其原因，并非将领指挥能力的问题——林彪与杜聿明都是当时公认的军事奇才。关键在于东北解放军作为新组建的部队，在1945-1946年间面临着两大困境：首先是部队扩编带来的问题。由于兵员扩充速度过快，新入伍士兵中混杂了大量未经改造的东北旧军警人员，这些部队未经充分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就被仓促投入战场。当他们面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新1军、新6军、71军等王牌部队时，往往战斗力低下，临阵脱逃的情况时有发生。
展开剩余67%其次，早期情报失误也造成了严重后果。1945年曾克林向中央军委误报东北军械库存充足，导致入关主力部队轻装简从，许多身经百战的老兵竟无枪可用。而由冀热辽军区入关的非主力部队及新兵却装备了全套日式武器，这种装备分配的不均衡严重影响了整体战斗力。加之苏联方面态度暧昧，迟迟不愿提供军火支援，使得我军在东北战场长期面临武器短缺的困境。这些问题尚未解决，杜聿明部队就已大举进攻，这成为我军初期接连失利的重要原因。
需要强调的是，林彪部队的初期失利并非指挥能力不足所致。战争初期双方客观条件悬殊：杜聿明部不仅兵强马壮、装备精良，还享有海空支援和稳固的后方补给；而我军虽人数增长迅速，却处于部队建设的初级阶段。在1947年之前，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确实占据明显优势。但随着我军逐步解决内部问题，林彪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开始显现，最终将杜聿明打得称病离职。此后即便国民党先后调派陈诚、卫立煌乃至再度启用杜聿明坐镇东北，都无法扭转每况愈下的战局。
1947年成为东北战场的重大转折点。林彪部队能够迅速扭转战局，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关键因素：首先是制定了\"让开大路、占领两厢\"的正确战略，主力部队在松花江北岸整训发展，同时以小股部队在南岸牵制敌军，为部队战斗力提升争取时间；其次是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，极大地激发了北满地区人民的参军热情，使兵力对比发生根本性转变。
第三要归功于罗荣桓出色的政治工作，他在北满地区组建了规模超过40万人的二线兵团，并创新性地将其整编为独立师补充野战军，这一举措极大增强了我军实力；最后是苏联终于改变态度，开放军火仓库支援我军，使部队装备水平得到质的提升。在这些有利条件下，配合林彪高超的指挥艺术，东北战场攻守易势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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